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三年自然灾害，“大跃进”后遗症——天灾人祸，饿死者众，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困难的时期。那时候我读小学，是个好学生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时，我11岁，读小学五年级，就被卷入了红色的浪潮中，革命之火在胸中烧得火热，12月中随“红小兵”组成的“驱虎豹战斗队”乘火车到了北京，渴望于12月26日毛主席73岁诞辰时，看上他老人家一眼。其实，到北京时，已值“大串联”的尾声，老人家让“打回老家去，就地闹革命”，他也不可能再登上天安门城楼，鼓动学生们进京膜拜。之后，全国各大中城市都相继爆发了革命派别之间的武斗，工厂停工，政府关门，学校停课，学生们有近三年时间无学可上。那时，我住在县政府家属院，因小学时毛笔字比同龄人写得好，便经常被革命干部们拉上帮忙抄写大字报，于是，也就有了免费练习书法的机会。大字报的内容中，有批叛徒内奸的，有批“孔老二”孔子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。1969年，学校复课，我直接上了初中，教材内容多以阶级斗争、忆苦思甜题材为主。至高中一年级时（那时的初、高中皆改为两年制），赶上了“智育第一”回潮，学校里学习的氛围渐浓，我有幸得到了一本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（手抄本），记得第一句便是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；既昏便息，关锁门户，必亲自检点”，以及“施惠莫念，受恩莫忘”、“勿营华屋，勿谋良田”等，虽不能完全理解，却也深深地印在了心里。
由上可见，我们这一代人的基础文化功底是很浅的，小学读了五年，中学也只读了四年。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，也是在批判和非正常情势下获取的。所以，我经常说自己没文化，绝无过谦之意。
1976年，以粉碎“四人帮”为标志，长达十年的“文革”结束了。那年10月，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（“文革”期间共招收了五届）被推荐进入郑州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学习。虽然也还是延续了学工、学农、学军的传统课程，但在剩余的时间里，同学们读书的自觉性日渐高涨。学制虽然仅为三年，却还是学了不少的东西。特别是我们这一届的老师们，多是因“文革”而被下放到河南劳动的国家部委的老翻译们，水平很高。我们有农村插队劳动的经历，师徒相处以友，彼此授受以诚，毕业时，基本达到听、说、读、写、译较为自如的水平。在一年后全国外贸系统业务员外语测试时，我在河南考了个第一，算是老师们水平确实很高的例证。
1982年7月，我受河南省外经贸厅的委派到香港工作，之后近十年的时间里，我不但利用香港工作的身份之便多次陪同省领导（含两任省委书记）或亲自率团出访50多个国家，开阔了视野，最大的收获，是在香港这个东西方文化与传统和现代文化交汇的地方，开始认真对比多元文化的差异和趋同。1989年，当《菜根谭》在日本畅销后复而引起国内读书者的关注时，我有幸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此书，也开始从中窥见中华国学文化精粹零星的流露。“史中寻道”的意识也是在那时形成的。